美国是否又出现一个“爱泼斯坦事件”？福奇111次援引第五修正案留下的世纪追问

2026年7月29日，曾经担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并在新冠疫情期间被许多美国人视为“国家医生”的安东尼·福奇，再次坐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听证席上。

面对参议员们围绕新冠病毒起源、美国科研资金流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疫情防控政策、个人日记、现金奖项及政府资源使用等问题的连续质询，福奇先后111次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

111次！

其中固然包括“今天是星期几”“你的领带是什么颜色”这类带有测试、嘲讽和政治表演意味的问题；部分参议员也显然早已形成结论，言辞激烈，甚至近乎公开羞辱。然而，夹杂在这些党争与表演之中的，难道没有一些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有权要求回答的重大问题吗？

一个曾经频繁出现在电视镜头前、要求亿万民众“相信科学”“相信政府”“相信专家”的公共官员，为什么到了国会听证席上，却连一个实质问题也不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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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修正案是美国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行使这项权利当然不能自动证明一个人有罪。但是，法律上的沉默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免除一个曾掌握巨大公共权力者向人民做出解释的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

这仅仅是福奇个人的法律自保，还是一扇正在缓慢打开的门？门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一、为什么拜登的预防性赦免从2014年开始？

2025年1月19日，拜登总统离任前夕，对福奇签发了一项范围极广的预防性赦免，覆盖其自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19日期间可能涉及的联邦行为。

新冠疫情最早于2019年底在武汉集中暴发，为什么赦免的起点不是2019年，而要追溯到2014年？

2014年前后，美国政府正围绕高风险病原体研究、所谓“功能增益研究”以及联邦资金监管展开激烈争论。这个时间节点与后来通过美国机构和中间组织资助海外冠状病毒研究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

拜登政府声称，赦免是为了保护福奇免受“没有根据和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这一解释是否充分？如果福奇的一切行为都经得起调查，为什么需要一项跨度长达十一年的预防性赦免？赦免究竟是在保护一位长期服务国家的科学家，还是在保护一个不愿被完全公开的科研资助与决策体系？

赦免当然不等于承认犯罪，但如此罕见而宽泛的赦免，难道不应当附带更充分的公开说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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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纳税人的钱究竟资助了什么？

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说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其下属机构，曾经通过“生态健康联盟”等中间组织，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提供资金。

这已经不再是“有没有资助”的问题，而是：这些资金究竟资助了哪些具体实验？研究是否可能增强某些病毒的感染能力、宿主范围或者传播特性？

有关项目为什么不直接在美国完成，而要由海外实验室承担？

这是正常的国际科研合作，还是也包含了降低成本、绕开美国国内限制以及转移安全和法律风险的考虑？

负责审批、拨款和监督的美国官员，是否完整了解实验内容？

中间机构是否如实向美国政府报告了研究进展？

武汉方面是否受到资助合同或中间机构的限制，不能直接回答来自美国政府其他部门及科学家的询问？

所谓“功能增益研究”的争论，究竟是科学定义上的真实分歧，还是某些官员利用狭窄的技术定义，回避了普通公众能够理解的实质问题？

如果一项研究可能增加病原体的危险性，那么人民真正关心的，难道只是它在行政文件中叫什么名字吗？

三、新冠病毒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截至今天，世界卫生组织仍未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做出最终结论。

目前公开科学证据的总体分量较多指向动物向人类的自然溢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很可能是早期传播和放大的重要地点。但是，中间宿主至今没有最终查明，第一次人类感染发生于何时、何地，也没有得到确定答案。

另一方面，由于武汉有关实验室的具体研究记录、工作人员健康记录以及完整的生物安全资料没有全部向国际社会开放，实验室相关事故的可能性也仍然不能被彻底排除。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疫情初期，一些科学家、媒体和网络平台曾经把“实验室事故”一概斥为阴谋论？

这种舆论倾向究竟来自当时有限证据下的科学判断，还是也受到机构声誉、科研利益、国际政治以及部分权威人物影响？

为什么一些参与相关研究、资助或者同行评议的人，又同时参与了关于病毒起源的公共判断？其中是否存在应该申报和回避的利益冲突？

同样，我们也必须追问：有没有可靠证据证明病毒源自美国德特里克堡？有没有证据证明美国在2017年或2018年把SARS-CoV-2病毒转移到武汉？截至目前，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没有证据的指控不应当被当作事实；但没有完整资料的调查，也不应当被过早宣布结束。

中美两国及所有参与相关研究的机构，是否都应当把能够公开的原始数据、资金合同、实验记录、安全记录和内部通信交给真正独立的国际调查？

病毒溯源究竟应该服务于科学和人类安全，还是继续沦为大国相互指责的政治武器？

四、美国死亡一百多万人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新冠疫情在美国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死亡，这是不能被任何党派修辞抹去的国家悲剧。

这些死者中有大量老人、养老院居民、少数族裔、低收入劳动者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失去父亲、母亲、丈夫、妻子或者儿女的永久伤痛。

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是早期淡化疫情风险、信息反复的特朗普政府？

是后来延续部分强制措施、又未能重建社会信任的拜登政府？

是联邦和州政府相互推诿、各行其是的治理体系？

是CDC、NIH和公共卫生专家不断变化却解释不足的政策指引？

是把口罩、疫苗和公共卫生措施变成党派武器的美国政治？

是高度商业化、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医疗制度？

还是病毒本身、人口健康结构和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共同造成的结果？

福奇影响了美国疫情政策，但他并没有权力独自关闭全美学校和企业。各届总统、州长、地方政府、国会、医疗机构和媒体，是否也不应当把所有责任都集中到福奇一人身上，从而掩盖一个制度性的失败？

参议员们有权追问福奇，但他们是否也有勇气追问自己、自己的政党和背后的商业利益集团？

五、药企、医疗机构和商业财团获得了什么？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投入巨额公共资金研发、采购疫苗、药物、检测设备和医疗用品。一些制药企业、医疗集团及其投资者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和利润。

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确实挽救了生命；承认其医学价值，并不意味着所有商业安排都无须审查。

公共资金承担了多少研发风险？

企业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可观的私人利润？

药品和疫苗合同为什么不能更加透明？

政府官员、科研机构、专家委员会和药企之间，是否存在旋转门、游说或者利益冲突？

安全性和不良反应数据是否得到充分、及时、独立的披露？

不同意见是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否定，还是因为可能影响政府政策、机构声誉和企业利润而受到压制？

更令人不安的是，听证会还提出，福奇的下属可能曾经使用政府时间、邮件和资源，为其申请带有巨额现金的国际奖项。

这些行为是否违反联邦伦理规定，应当由独立调查做出结论。但是，在人民大批死亡、医护人员疲惫不堪、无数小企业破产的时候，如果高级公共官员的团队确实同时在为个人荣誉和现金奖项奔走，这至少是否构成严重的道德失范？

六、中美两国的抗疫结果为什么如此不同？

2019年底，疫情在武汉集中暴发。中国采取武汉封城、限制人员外流、全国动员、大规模检测、隔离救治，并迅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等措施。

封城给武汉人民和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牺牲，但其最初目标十分明确：尽可能把病毒限制在武汉和中国境内，阻止医疗系统崩溃，为全国和世界争取时间。

在病毒致死率较高、疫苗尚未出现的疫情初期，中国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是否确实减少了大规模感染和死亡？

如果没有武汉人民最初付出的巨大牺牲，病毒是否可能以更快速度冲击世界？

相较之下，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医学、科研、制药和信息技术，也获得了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预警时间，为什么仍然付出一百多万人死亡的惨重代价？

是美国过度强调个人自由而忽视公共责任？

是联邦与州之间缺乏统一行动？

是两党为了选举相互拆台？

是医疗资源被资本和保险制度分割？

还是美国的科学能力虽强，公共治理能力却没有达到与之相称的水平？

中国后期长期封控、部分地方层层加码以及2022年底快速转向，当然也有值得总结和讨论之处。但是，这些问题是否能够抹去中国在疫情初期以举国之力控制传播、保护生命所取得的真实效果？

又是否可以因为美国拥有新闻自由、国会听证和事后调查，便忽视其已经发生的一百多万死亡和无数家庭悲剧？

制度优劣最终应由什么检验——是漂亮的口号，还是一个国家在危机中保护人民生命的实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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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奇的沉默究竟保护了谁？

福奇说，参议员兰德·保罗早已公开宣称要把他送进监狱，这场听证会不是为了寻找真相，而是为了设置新的伪证陷阱。听从律师建议、全面援引第五修正案，从个人法律安全角度并非不可理解。

但他保护的仅仅是自己吗？

如果他完整回答问题，是否可能牵出更多政府部门、中间机构、科研人员、商业企业和政治人物？

如果相关行为完全合法，他为什么不能说明资金如何审批、研究如何监管、政策如何制定、错误如何发生？

如果听证会确实是政治迫害，为什么不以文件、事实和专业解释予以反击？

一个普通公民有权保持沉默；一个影响过亿万人生活、代表国家科学权威的高级官员，是否还负有更高的公共说明义务？

法律可以允许沉默，历史也会允许沉默吗？

八、这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爱泼斯坦事件”？

爱泼斯坦事件之所以震撼世界，不仅因为一个人的犯罪，更因为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势网络、利益保护、信息封锁以及公众对精英阶层相互庇护的深刻怀疑。

新冠疫情与爱泼斯坦案件性质完全不同，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存在一个蓄意制造疫情的庞大犯罪集团。把二者直接画上等号，既不严谨，也可能妨碍真正的调查。

但是，两者是否存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共同点？

当问题可能涉及政府高层、权威专家、科研机构、商业财团和巨额利益时，普通人民能够看到多少真实资料？

为什么一些重要文件要等多年以后才逐步解密？

为什么公众总是在灾难发生、利益分配完成、责任人退休甚至获得赦免之后，才有机会看到部分内部邮件和个人记录？

为什么每当调查触及权力核心，事实问题便迅速被党派立场、媒体阵营和政治口号所淹没？

这场听证会究竟会揭开一个比爱泼斯坦事件更广泛、更深刻的美国制度性丑闻，还是最终只会成为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攻击的又一场政治表演？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但一百多万美国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伤害的家庭以及全世界为疫情付出代价的人，都有权要求一个不被权威、资本和党派操纵的答案。

美国国会如果真正希望调查真相，就不应只用羞辱性语言围攻福奇，而应当公开完整文件、传唤所有关键证人、追查资金和决策链条，并建立具有跨党派和独立科学家参与的调查机制。

中国及其他国家也应当在安全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公开有助于病毒溯源的原始资料。

真相不能预先指定来自美国，也不能预先指定来自中国；不能因为某个国家强大便不受质疑，也不能因为某位专家拥有权威便免于监督。

福奇的111次沉默不是答案。

参议员们的111个问题也不是判决。

它们只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更加沉重的追问：

新冠疫情究竟从何而来？谁曾经知道什么？谁做出了哪些决定？谁从中获利？谁掩盖过事实？谁应当为失误负责？下一场大流行到来之前，人类能否真正吸取教训？

美国是否正在出现又一个“爱泼斯坦事件”？

我们尚不能断言。

但是，世界有权继续追问，也必须追问到底。

2026年8月1日于多伦多

文：霍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