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多元化部长吉姆.卡尔（Jim Carr）论述北京之行

当前加拿大的贸易多元化日程具有新的意义。日益严重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上在我们自家后院的近期经历为该日程提供了新的紧迫性。贸易多元化现在已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掌管国际贸易的职责被一分为二,由两位部长分管，一位负责北美，另一位是我自己，负责世界其他地区，这证明了政府对国际贸易职能所赋予的紧迫性。

加拿大历来以贸易立国，但我们出口的近四分之三只是出口到一个客户 – 美国。这一贸易关系至关重要，最近签署的USMCA证明了我们政府致力于保持这种关系不受情势左右。但该客户群也太过单一。

就在一年多前，欧洲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税降至为零。与欧洲的贸易协议CETA已经为加拿大人获得了许多真正利益，一家蒙特利尔自行车制造商在巴塞罗那赢得的政府采购合同，和我们东海岸的海鲜出口增加了200％以上即为两例佐证。总体而言，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1亿加元。
我们也在加强太平洋地区的交易。

特鲁多总理给我的委任中特别提到了亚太地区的名字。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今年秋天，我们迅速批准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12月30日，加拿大将是最先在其贸易市场组合中另外加入5亿消费者的国家之一，这些市场占全球GDP的13％，其中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我们现在有14个贸易协定，涉及51个国家和15亿消费者，占全球GDP的近三分之二。在西方七国（G7）中，我们是唯一与其他六国签订贸易协议的国家，我们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开放性的声誉为招募最优秀的人才提供了平台，为吸引全球投资提供了品牌。

CPTPP 是我们重新参与亚洲事务的基石,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上周在北京，我与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一起参加了中加经济财金战略对话（EFSD）。EFSD产生了近50个实际成果，包括致力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现代化，加强专利和商标合作以及在引领全球向低碳经济过渡方面的合作承诺。

中国拥有超过10亿消费者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中产阶层，加拿大拥有巨大的机会发展和奠定一个贸易基础，以让更多加拿大人进入这个复杂的市场并取得成功。我们立足长远并正在采取必要步骤来设定有利的贸易条件。

加拿大也成功签订了很多商业合同。加拿大企业、大西洋省份的省长们和我的同事、农业部长Lawrence MacAulay在最近上海举行的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表现突出。我们的参展得到了回报，为加拿大生命科学、农业食品、航空航天和交通运输企业获得了16.7亿加元的合同。

这其中也包括我的家乡温尼伯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功：太平洋医疗和曼尼托巴省的健康研究所签署了一项价值近3.8亿加元的战略伙伴协议，目的是在全中国建立最多达400家健康中心。

中国已经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我们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也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贸易方面取得了进展。在新加坡，特鲁多总理和我加快了加拿大与东盟国家探索性自由贸易会谈的步伐，并达成共识在2019年春季前完成会谈，以便此后能够迅速开始正式谈判。东盟国家总共拥有近6.5亿人口，经济总量达2.8万亿美元，并已经是加拿大第六大贸易伙伴。

多元化日程如果像过去一样长期走走停停，加拿大的历史性亚太战略最多也只能是停滞不前。现在已不再是这种情况。特鲁多政府正在重振在哈珀保守党时期留下来的衰落关系，积极推广我们已经签署的协定，保守党政府没有积极推广我们与韩国的协定，也没有敲定和批准他们在最后一刻达成的交易，如 CPTPP 。
我们搭建的桥梁越多，就是为中产阶级的成功提供更多机会。但是交易本身还不够。我们需要让那些不习惯从事贸易的人进入新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强调让更多的小企业和女性进入贸易领域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改革提供给首次出口企业的支持办法，以及为什么我们的贸易主张听起来与过去略有不同。

如果我们要真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我们需要扩展我们所说的市场准入的内涵。准入必须包括市场和能够抓住市场的加拿大人。

这是呼吁每个经验丰富的出口商采取行动，关注您的供应链并鼓励多元化；这是呼吁每个首次出口商跨出我们的国界。我们很快便会得心应手。

现在是实现多元化最好的时机，加拿大的品牌效应从未如此强大。在新加坡，全球投资者非常了解我们政府对创新的投资（超级集群、行业表）正在如何取得成果。加拿大越来越被视为不仅仅是一个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我们被视为处于人工智能、技术和新经济前沿的开放型经济体。我们的劳动力组成多元，且引领世界。

来源：卡尔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