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裔企业家周建成博士：保守主义福利观与我们息息相关
加拿大一直以高福利著称，在很多人眼中，这也是值得称道的加国特色。然而近年来，我们也听到越来越多的抱怨声：比如我们的确有覆盖较全面的医疗福利，但是很多去过医院门诊的人都知道这个医疗体系的效率是多么低下；我们有免费的中小学教育，但是很多公立学校的质量却并不令人满意；我们有比较完善的社保政策，但是也导致被滥用而造成很多中产阶级纳税者的不满……
加拿大现在的福利制度和建国以来的历史有关，也曾经为加拿大的稳定发展发挥了作用。但是社会经济状况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些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到底怎样的福利制度，才能适应当下的加拿大？此外，保守主义理念又能为制定加拿大福利政策提供怎样的理论资源呢？
“补缺型”福利 vs “制度型”福利
纵观世界各国的福利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2种：补缺型”福利制度和“制度型”福利制度。在补缺型福利国家，福利是作为辅助性政策来“查漏补缺”，而在”制度型”福利国家，福利是变成了基本国策，变成了基本社会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高福利高税收的加拿大属于制度型福利国家。
其实在20世纪40 年代以前，加拿大社会政策和计划其实还是“补缺型”的：即由国家社会福利机构决定而提供的最低限度、临时性的服务。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济危机和二战导致西方国家经济低迷。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各省的财政濒临崩溃，纷纷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的援助来保障低收入和失业者的生活，因为地方政府的临时性失业补助和救济措施根本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当时的加拿大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联邦政府的角色开始转变成为“积极干预者”，其职责受到重视。1930、1940年代保守党(如Richard Bedford Bennett)和自由党(如MacKenzie King)主导的政府都尝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联邦政府开始接管各省的失业救济及其他相应的职责，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福利制度。
“制度型”福利国家眼下的问题
虽然这样的福利制度应对了经济危机后的经济状况，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石油危机又让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减慢，通货膨胀加剧， “高增长、高福利、高税收”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几个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并且越来越严重，使得加拿大企业和个人的抱怨都日益频繁：
其一，日渐庞大的社会福利资金加大了企业和个人的税赋压力，使得企业经营成本和个人的劳动成本越发高昂。
其二，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导致福利支出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的增长率，福利支出越来越成为了非生产性的经济负担，政府财政赤字日益增加。
其三，高福利还会助长部分人的惰性。在完善的福利保障之下，出现了一些依赖于既得福利、 不积极寻找工作、逃避劳动力市场风险的人。这种社会现象，不仅破坏了福利国家制度建立的初衷，还会产生“奖懒罚勤”的后果。英国知名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指出： “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 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与此同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以工业化和标准化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体系，逐渐被以现代IT技术和市场需求为依据、能够对客户要求做出快速反应的小批量和个性化生产方式所代替。在这样的背景下，更灵活的多元劳动经济让更多人可以不以通过工会签订工资合同，而是以技能保障生产；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变得更加灵活、有弹性。市场的这种变化，就需要我们的企业必须不断进行创新，才能在全球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保守主义理念认同怎样的福利制度？
面对加拿大现在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需求，保守主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支持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基本观点，其实才能更好地适应和当下的社会状况。 比如，保守理念对自由市场的支持可以让企业削减福利事业所带来的财政包袱 , 使之得以将更多的资金钱用于经济投资；同时，企业的投资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和社会补助的支出，形成良性循环。保守理念还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政府普遍提供的社会福利通常效率低下、且常常会浪费资源：各级政府的官僚设置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冗余，加拿大需要在社会政策体系中重建联邦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角色，加强各省、市场、志愿组织和家庭所起的作用。从保守主义理念出发，加拿大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推进福利改革：
第一，变“消极”为“积极”。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可以被概括为“消极福利”，即消极被动地为低收入者提供经济补助。与之相反，“积极福利”指国家应该寻求提高公民的自主积极性和责任感，动员全社会参与工作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的角色不应是为了控制经济要素，而是应该更多地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中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
第二，树立新的“责任”观。以前的左派和右派都比较片面地割裂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左派多强调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忽略了个人的义务；而右派则相反，注重个人的责任，忽视国家的义务。更好的方式是让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能成为安东尼·吉登斯所称的“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国家和社会通过改进目前的社会状况来促进公民个人自我完善的实现；而个人也要积极对社会的关爱进行回报，主动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也就是共享机会和权利、共担风险和义务。
第三，针对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支出，应采取更有效的补助策略。免费医疗和教育是加拿大的重要政策，给民众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医疗和教育的质量问题也需要提上日程：比如在门诊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的无奈，教师工会时不时罢工让孩子无学可上等等，都让加拿大人诟病。因此，我们应当考虑让有限的资金用在培养更多高质量医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上，而不是被政客们花在为获得选票而推出的竞选“撒钱”式的福利开支上。
第四，增加福利的管理效率。在官僚体系下运作的政府，其管理和配置的效率都是比较低下的。所以在维持福利政府供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入一些市场化手段。比如，可以通过招标制来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服务，实现市场化管理，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好的作用，避免给个人和企业增加不必要的税负。
第五，细化福利，削减支出，但在具体的措施上，不要采取太过激进、大幅度的变动。我们可以仍以现有的福利结构为基础，然后根据公民的实际收入情况，逐渐压缩社会福利支出。政府当然应该继续提供社会保障，但在数额上可以有更多的考量。比如，我认为给予无业者的救助金上限，应该比全职工作者低一些，不能出现无业者反而比辛苦劳动者的收入更多的情况。这种仔细斟酌后的福利政策才能鼓励人们积极就业，促使更多的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让加拿大经济重新获取朝气和活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