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慈禧镇压戊戌变法后没多久就支持清末新政

2021年9月1日2024年5月29日 seagod 0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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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拉开了变法的大幕。

但也就是在当年9月21日，慈禧太后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除京师大学堂得到保留外，所有变法措施皆被废除，这宣告了维新变法的破产，故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

上图_ 《定国是诏》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为百日维新颁布的改革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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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戊戌变法被镇压仅短短三年，经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同光绪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等事件后，慈禧太后立马主持了同戊戌变法内容类似的“清末新政”。当然，这里说类似其实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清末新政开展的各项举措在范围和深度上都要比戊戌变法上了一个台阶。换句话说，戊戌变法时期的许多措施在新政中得到了延续，而戊戌变法时期一些提出来却没有施行的举措在新政时期也得到了施行。

那么，为什么慈禧太后在镇压戊戌变法没多久就又亲自主持与之类似的“清末新政”呢？

上图_ 慈禧（1835年—1908年）即孝钦显皇后

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要先就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内容做一些简要的对比。

一、政治方面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主张大开言路及裁撤合并旧机构，提拔新人。康有为最初还设想制定包括民法、国际公法、军律在内的新律法体系，并效仿西方召开国会。开言路以及淘汰旧机构、提拔新人在变法期间是有所实现的，但法律和开国会则由于变法时间短及阻力大而没有实现。

在慈禧太后主持新政时，政治上直接进行了官制改革，如1901年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外交部，还一口气新设置了商部、巡警部、学部（教育部）、邮传部等多个颇具现代意义的政府部门。

变法期间维新派制定新法律的想法也在新政时期得到了实现。如新政时期废除了《大清律例》中诸多从古代沿袭下来的酷刑，编订了《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等多部近代法律，基本上废弃了旧有的那一套司法体系。而像《公司律》、《破产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这些法律的颁布，则有利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上图_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

二、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

变法派认为发展工商才能富国利民，因此主张奖励工商，康有为甚至提出要专门设置一些农工商机构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在慈禧主持新政时期，仍然实行同戊戌变法时期一样的举措，如奖励工商，提倡民间兴办工厂企业等，使得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文化教育方面，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提出应废除八股文，创办京师大学堂和大量派遣留学生。可正如前文所述，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后，除京师大学堂外的所有变法措施都被废除。但是在三年后慈禧太后主持的新政中，清政府不仅废除了八股文，还快速的废除了在中国已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而且清廷还鼓励各地兴办中、小学堂，除官选留学外，也鼓励自费留学，并且回国后予任用，一时间形成了创办学校和出外留学的高潮。

上图_ 北洋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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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事方面

戊戌变法期间变法派主张裁汰旧式军队，学习西方军事组建新式军队，但由于戊戌变法快速失败，所以实际上并未实现。新政期间，则延续了这一举措，不仅逐步淘汰了旧式军队，还按照西方军制编练新军。如1905年，清朝对新军进行统一规划和扩充，决定练新军三十六镇，全部使用新式枪炮，军队编制以及训练皆模仿德国和日本，袁世凯就是此时负责编练了北洋六镇。

值得一提的是，新政期间为了适应新军的军队建设，清朝还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武举考试，设立了很多近代军事学堂。所以前文提到的办学热潮，实际上也包括一批军事学堂，如北洋陆军讲武堂、保定军官学堂等。

当然，除了例举出的这几个方面外，清末新政涉及的方面还有很多。从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内容对比可以看出，清末新政延续了很多戊戌变法时期的主张和措施，但新政的改革则更加系统和全面。

上图_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而让慈禧太后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完成这样一个由镇压变法到主持新政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戊戌变法操之过急且危及慈禧权力

甲午战后，清朝国势衰微，慈禧太后也知道若再不进行变革则清朝的统治势必难以维持。所以在戊戌变法之初，她并不是绝对反对，在某些方面甚至给了光绪皇帝一些支持。如《慈禧传信录》中就记载变法前光绪皇帝经常读讲变法的新书，如《英法政概》、《采风记》等。

光绪颇以为然，遂拿给慈禧太后看，并告诉太后光发展军事不能挽救危机，只有改革政治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慈禧太后表示赞同，只不过是“（告）戒帝勿操之过蹙而已。”慈禧虽然最初不绝对反对变法，但长时间掌握大权的她毕竟不能容忍大权的旁落。所以在变法期间，她先是迫使光绪下令免去了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的职务，削弱了皇帝的力量。

接着她又下令凡是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都要到皇太后那里谢恩，避免丧失对高官们的控制。最后，慈禧提拔了自己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加强首都形势的控制，确保万无一失。

上图_ 梁启超、光绪帝、康有为

按理说慈禧虽对变法有所干涉，但变法毕竟还是可以展开的。然而在变法期间，康有为不断地给光绪皇帝“打鸡血”，说变法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使得光绪求治心切，将变法会影响到众多群体利益的问题抛之脑后，惹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而康有为又劝皇帝多召见赞成维新变法的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给具体差事即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支的这一招实际上目的是避免新旧官员的直接冲突，让维新派绕开高官大员们逐渐的掌握权力，也能增强皇帝的权力。这些变化很快被慈禧太后察觉，慈禧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力，以皇帝冒进昏聩，任用奸臣而致朝野不满的名义镇压了戊戌变法。

上图_ 慈禧太后西逃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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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形势而实行“新政”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至西安。战后清廷统治摇摇欲坠，面临巨大危机。

一方面东南互保标志着清廷对地方越来越难以掌控，而战败的耻辱又使得清廷的权威不在；

另一方面，战后国内对清廷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高涨，革命党人影响力越来越大。

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1901年慈禧太后在西安以朝廷名义发布上谕，她先声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然后说三年前镇压戊戌变法是因为“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动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这实际上是慈禧对自己镇压戊戌变法的开脱，将变法失败的原因转移被她视为“宵小之徒”的康梁维新派身上。

最后慈禧在这份上谕中宣布：“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而后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需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

上图_ 各国在《辛丑条约》上的签署，以及李鸿章（左侧）和庆王（右侧）签署的都是花押 (画押）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回到北京。但这时国内的舆论环境对慈禧太后掌权相当的不利，因为国内存在着让慈禧太后将权力交还给光绪皇帝，让皇帝掌握政权进行变革的声音。如当时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公报》就评论说：“皇帝对满汉一视同仁,不盲目仇视外国,掌握政权后,内可以弭乱,外可以使中外修好,从而使内忧外患消弭于无形”。

所以如前文所讲的那样，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慈禧太后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改变自己守旧、仇外的形象，以改革的姿态树立一个新形象。这样既能够保证她的权力，又可顺应局势，还能够换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因此，主持清末新政对于此时的慈禧太后来说是必然而为之的。